數據庫

一文讀懂數據庫70年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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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讀懂數據庫70年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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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壘資本 馮斯基

顧問:云和恩墨、戴工玖、周家晶

1949-1979

1956年,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了“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標志著我國計算機事業的開始。

而那時,幾乎沒有人知道計算技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磁芯存儲器,不知道集成電路,甚至沒有人見過一臺真正的數字計算機。

在前蘇聯的幫助下,相繼研制出了我國第一臺小型機—103機和第一臺大型機—104機。之后又研制成功107、119、111、717、757等計算機。

這些遵從蘇聯的體系,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開始一刀切的停滯了。

中國仿制前蘇聯大型機

隨著后來的十年動亂,中國計算機和數據庫的研究基本停滯成為空白。

這也是為什么在70年代末,改革開放需要科技產品的時候,我們也沒有重量級的信息技術公司誕生的原因。本身不存在這樣的基礎環境和人才儲備。

那時候關系型數據庫的概念剛剛興起,1975年微軟成立,1977年Oracle成立(70年代是美國的黃金年代)。

之前計算機還是為了單純的計算而生,沒有太多交易計算的概念。是什么讓數據庫的重要性提升上來了呢?

這個叫做:“OLTP”聯機交易處理也稱為面向交易的處理過程。也就是說,計算機不但承擔的是結果的純計算,現在要實時承擔交易過程和結果記錄。

這種特定的場景廣泛的應用在:銀行、證券、民航訂票、電信計費等重要系統。

中國的銀行業應該是最早應用商業計算機系統的行業(延伸閱讀《激蕩中國銀行業信息科技四十年》)。

當中國銀行史上第一臺IBM3032在中國銀行點亮的那一刻,就意味著,我們的整個信息技術體系都是遵循美國的技術架構和生態。(事實上,這也沒什么可恥的,因為全世界的其他國家也是這樣。)

白馬過隙、時光荏苒,40年過去了,硬件部的部分我們早已硬了起來,不用再整機進口(雖然芯片還是軟肋);

然而軟的部分,我們還是很軟。所謂軟的部分,卡脖子的就是:“基礎軟件”和“復雜行業應用”。

復雜的行業應用是指的是工業軟件、ERP系統等等,這個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范疇。而更加廣泛的是基礎軟件。

  • 什么是基礎軟件?

俗稱三大件: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

操作系統在云化、容器化的時代重要性被弱化了。至于中間件,國產中間件或者開源替代用的不錯。對于稍微有些技術能力的企業客戶,開源中間件就能玩起來。更重要的是中間件在分布式體系下更容錯了,沒那么難啃。唯獨數據庫這個硬核,還是一樣的硬而且很痛。

我們最典型的銀行取款,微信、支付寶支付,其實我們背后的錢,就是在銀行數據庫中的一個數字。

能夠保證大量的并發處理,一點兒不錯,其實是個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銀行、電信、電力、航空等實時交易重要的環境中,可靠的數據庫是重中之重,穩定壓倒一切。

2017年2月9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信軟司發布了“《信息產業發展指南》解讀: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著重描述了需要提高的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

我們今天主要扒一扒在信息技術領域最卡脖子的“數據庫”。(這里面特指最重要核心的OLTP交易型數據庫)。

1979-1989

Oracle早期員工,右一是創始人

1977年,勞倫斯·埃里森、鮑勃·邁納(Bob Miner)與埃德·奧茨(Ed Oates)3人,在美國加州合資成立公司,名為軟件發展實驗室(Software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SDL)。

這個名字怎么聽都不像一個正經公司,但是第一個訂單卻是來自CIA,CIA給這個項目取名字叫:Project Oracle。

后來SDL因為這個項目做的比較成功吧,把公司名字也改成了Oracle,把商業公司完全交給市場,這是美帝的一劑迷幻藥。

其實它一直都在挺自己的公司,想想Xspace的技術來自于NASA,Oracle第一個拿CIA的訂單就知道了。政府一直都在幫助自己的本土公司。

1977年數據庫年會

此時的神州大地剛剛蘇醒,那時候只有數據庫理論研究,而沒有數據庫商用產品。

同一年的11月9日,在黃山召開的第一次數據庫年會。

中國有個學術組織叫“中國計算機學會”,在學會下面有34個專業委員會,那么數據庫專業委會就是我國開始數據庫研究的起源。

這里不得不提到兩位在學術領域的重要前輩:薩師煊教授和王珊教授。

兩位互為師徒關系。薩師煊教授率先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數據庫系統概論”課程,是我國數據庫的“開山祖師”,國產數據庫領域奠基人。

王珊老師從事數據庫領域研究近40年,創辦NDBC(中國數據庫學術會議)等大型數據庫會議交流平臺,編著了中國第一部數據庫教材《數據庫系統概論》,相信學計算機的同學大學都學過這本教材。

兩位老師都是來自于人民大學,這時候就知道為什么有個”人大金倉”了吧。

整個中國80年代的發展,具備“帕累托改進”的特質。

簡單的講,就是社會各個階層都在變好,而不是變壞。所有的領域都剛剛蘇醒,欣欣向榮,因此數據庫這種重要產品需求極大。

但是當時的商業信息技術確實沒什么家底,別說軟件技術,就連硬件也沒有辦法造出來。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整個80年的中國信息技術建設開始和世界開始接軌。

我們基本上屬于引進的狀態。這里不是說技術換市場,而是我們想發展,自己造不出來,就一定得用國際產品。

80年代初期,我們開始嘗試引進 dBASE II。dBase是第一個在個人電腦上被廣泛使用的單機版數據庫系統,在CP/M與DOS的時期,由Ashton-Tate公司所發表。

在1980年,它最初是出現在CP/M的軟件,而后被移植到Apple II與IBM PC的DOS上。這個產品在SQL時代迅速被其他產品打敗。

中國80年代,自動化還沒上馬,信息化更是難尋蹤跡。在數據庫的研發和投入上,靠的是零星的科研力量和資金。

這個時期的學術和產業是脫鉤的狀態。學術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科研和教學,產業上(銀行電信等)的數據庫需求全靠進口完成,快速上馬。因此,產、學、研是三條平行線。

1989-1999

等到了90年代初,信息技術市場環境開始不一樣了。

在馮斯基十歲那年。美國有數據庫產品的科技公司組團進入中國。

1989年,Oracle進入中國市場靠代理開賣Oracle,1992年甲骨文在北京設立獨資公司。

1991年12月,Sybase進入中國大陸,隨后投資230萬美元正式設立賽貝斯軟件。

1992年,IBM 正式進入中國,并啟動了“發展中國”的大戰略,協助中國全面開放。帶來了DB2和informix。

1992年10月,Microsoft在北京設立代辦處…..

這都是巧合么?

還是,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大勢緊密相關?

1989年-1993年是中美關系的嚴峻時期。

美國單方面聯合西方對中國實施打壓,1989年6月5日下午,美國總統布什(即老布什)宣布了三項制裁措施:

  1. 暫停中美間一切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
  2. 暫停中美兩國間軍事領導人的互訪;
  3. 同意重新研究中國留美學生要求延長逗留時間的請求。

在美國的帶動下,西方國家紛紛制裁中國。

那時候的中國,遠比現在弱的多得多(今天貿易戰,在歷史上也不是第一次打了,以前是單方面被揍)。

內憂外患的時刻,鄧小平同志發揮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國際關系處理能力。

從1989年到1991年間,鄧小平曾先后會見了來訪的美國重要客人,并多次同其他外國客人談中美關系(目的是不斷給華盛頓決策層帶話兒)。

同時,鄧小平的指導和決策下,中國政府在美國和西方的巨大壓力下保持了極大的克制,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國國內的發展和改革開放上。

1992年春,鄧小平在中國南方視察并發表談話,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一輪熱潮。

美國大量公司、產業這時候瞄準了這個新興市場,紛紛涌入中國。中美貿易的隨后強勁增長,也為中美關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機。

隨后,開始了外資和中國市場結婚的黃金十年。

南京路的可樂雪碧 

上海大世界門口

1997年1月26日,春節前夕,山姆會員商店深圳福田店

任歐萊雅集團CEO歐文中先生背后都是外企廣告 

1992-1997年,是外資在我國空前發展階段。

我國的實際使用外資額從1991年的115.54億美元快速增長到1997年的644.08億美元,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FDI(外國直接投資)在一路攀升,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從1991年的43.66億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452.57億美元,五年10倍!

在當時的中國政策,尤其是京、滬、廣全面圍繞外資企業提供優厚待遇。比如,購買外銷房免個稅啦,外企企業減稅等政策。

那時候在外資打工,和洋大人與太君一起工作絕對是整個城市的金領,系上領帶,見丈母娘提到公司名字都是倍有面子的事兒。

IBM早期加入公司的,先什么都別干,發8000元置裝費,然后扔到新加坡給我培訓一個月再說。

整個90年代是改革發展經濟巨變的時代,外貿進出口總額突破4000億美元大關。面對井噴的經濟增長,中國的各行各業需要信息技術的支撐,軟件中最硬的數據庫部分,需求就全出來了。

這個時期對于信息技術的發展,核心數據庫的應用主要解決的是有且能用的問題。至于是否國產、安不安全可控不是最關鍵的。

用國際主流產品,保障經濟高速發展,不出事故不犯錯,這也是領導政治上的需求。因此,在國產沒有可用,外資受到追捧的年代,產品好又穩定。

不用說,不僅僅是數據庫,整個信息技術核心基礎軟件都是在擁抱國際主流產品。在高可用系統和關鍵業務,Oracle和DB2成為不三的選擇。跳出銀行業,Oracle更是橫掃市場所有產品。

中國90年代的時代紅利,外資涌入、市場開放的紅利一大部分也是讓港、臺、澳、新地區的同胞沾上了光(發財這個事還得做的早+紅利)。

這里說Oracle進入中國,不能不提馮星君。這位哥們是香港出生,臺灣長大的。1989年Oracle在北京還是一個辦事處的時候,他就是頭兒。

后來,甲骨文設立全資子公司他一直干到了1997年。

Oracle中國第一任總裁:馮星君

1989年,馮星君懷里揣著Oracle給的10萬港幣,只身一人住到了中關村燕山大酒店。

辦完注冊手續,馮星君騎著自行車在中關村兜了一圈,發現很多小公司在賣Oracle500,2500元一套,要求自己帶軟盤現拷,而且沒有說明書。

(商業軟件一般沒有鎖,Copyright就是一張授權紙,有了紙就是正版,沒有就是盜版,你說中關村賣的是正版還是盜版?)

看到此種狀況,馮星君做出了一個決定,“與其讓盜版賣Oracle,倒不如我自己賣”。

在美國要賣1700美元一套的Oracle DOS版,馮星君說服了他的美國老板,準許他在中國只賣500美元。

有培訓、有服務、有手冊,價錢和盜版一樣,只用3個月時間,馮星君就賣出了5000套,掃平了中關村的盜版。

就這樣,馮星君一進中國就開始為Oracle賺錢而且獲利頗豐,每年增長都在100%以上。不過根據很多故事,這位大哥離開Oracle賣掉Oracle股票的時候也很傳奇。

馮星君丟失過兩次賺到500萬美元退休的機會,另外一次是他離開Oracle的時候,他一氣之下將自己手中的7萬股Oracle股票全賣掉了,他賣的時候每股28美元,隔了幾個月,Oracle股票一路瘋漲,一直漲到110美元。

馮星君當初如此激動地拋股票,是因為Oracle總裁埃里森兩次來北京都給大家上了一課,當然這段算野史了,我們也來扒一扒:

1997年1月27日,埃里森乘專機飛臨北京,馮星君通過關系安排國賓車隊去接,國賓車隊的車一直開到跑道上,一大隊車閃著燈很威風。

機艙門開了,但人總是不出來,等了20分鐘,從飛機上跳下來一個穿防彈衣的黑人保鏢,他對迎接的車隊說:“所有的車門全部打開,我要檢查有沒有炸彈。”

一邊是美國來的大老板,一邊是同樣惹不起的國賓車隊,這哥們太難受了,他忍了。

第二天,埃里森要到長城拍推廣網絡計算機的電視片,事前吩咐馮星君找了20個小學生參與拍攝。約好早上8點,直到9點,埃里森都不起床。

當天零下20多度,大巴沒有暖氣。馮星君去求埃里森:“那些小孩要凍死了。”馮星君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埃里森才勉強答應啟程。

去了沒多久,埃里森讓副手打回電話給馮星君說:“埃里森挺喜歡長城,玩得挺高興,中午就不回來了,你取消下午3點跟李鵬的會面吧。”

這哥們差點暈過去。“下午的會面不是開玩笑的,如果我2點鐘看不見埃里森,我辭職,我要走了,這個責任我擔不起。”

那邊一聽怕了,埃里森一行匆匆趕回人民大會堂,那個黑人保鏢還要跟著進去,說要保護老板,吵鬧得不可開交。

Larry 有個嗜好,他喜歡人等,越多人等他,他越不出現。

時至今日,根據Oracle的年報顯示亞太占整個公司年收入的16%,推測的中國大陸占總收入約5%吧。

當自己沒有只能買別人的時候,別人賣給你也是不一定要給你好臉色看。你討厭我,但不能不用我,這就是剛性、卡脖子產品的力量。

整個90年代,我國自主的數據庫研發也沒閑著。

國家還是有投入的,主要以大學和研發機構為主,主要面向OLTP的關系型數據庫,認為只要做出功能、性能、穩定合適的國產數據庫就能有一定的市場,至少價格是有優勢的,即便市場化不成功,作為科研教學也具有一定價值,至少申請科研經費和政府補貼。

主要受益于 “十五”期間,國家863計劃設立了“數據庫重大專項”。就這樣轟隆隆,第一批國產數據庫廠商出爐啦。

1999-2009

凡是種的因,就一定會結出果子。

80年代以研究所和大學為主的國家投入,那么在90年代產出這樣幾家國產數據庫公司。

公司成立時間背景
人大金倉KingbaseES系統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從事科研和教學的專家
武漢達夢數據庫2000年華中科技大學數據庫與多媒體研究所
神通數據庫系統2003年中國航天和浙江大學
東軟OpenBASE系統2000年東軟承接863計劃
南大GBase系統2004年南開大學背景 


這些產品和背景主要源自于國家的“863”研究計劃,“核高基”重大科研專項,以及“973”研究計劃等等。

本質上,這些經費和項目都是通過大學去申請并且實施的,因此,從研究數據庫的產品研究開始就是缺乏行業、產業端的接入,產品在商業市場的拓展也比較弱。

這也是為什么,在2000初期成立的數據庫產品公司都有大學背景的原因。

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

十幾年過去了,目前中國市場數據庫應該在80億-100億元每年左右,而國產數據庫的占比應該在5億人民幣,還不到整個市場的10%。

究其背后的原因,數據庫的核心使用大戶:金融、電信、航空等重要的關鍵體統并沒有廣泛批量采用這些國產產品。

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

  • 第一,在產業行業需求上。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這臺發動機開始出現了井噴的態勢。

中國出口金額從2001年的2661億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12200.6億美元,六年時間增長了4.585倍。

那時沒有自主可控的背景,主要是一切向經濟發展看齊,快速上馬,能用好用就行。不用說,讓市場選擇一定選擇成熟的國際產品。

先說電信,2001年數字電話大幅出現以后,河南移動的數據量從十幾萬一下子增加到90多萬,并且以每年500萬的數量增長。

“2003年數字電話普及以后,河南的移動用戶很快就增加到了3000萬,原本數據庫也就需要三五臺,后來增加到了幾百臺。這還是15年前的事。歷史當時的情況就是,娃還沒長大,但是戰場上需要要有戰士了。就這樣,Oracle在電信行業橫掃市場。

  • 第二,在產品和公司背景設置之上。

在中國數據庫公司剛剛成立想開發產品追趕Oracle的時候,市場的需求已經迸發出來,國產產品接不住,所以市場就是Oracle的天下了。

再說銀行,錢就是數據庫中的一個數,根本不能錯,系統不能停。銀行業監管又十分苛刻,不是沒有錢去買,而是錢可以花,價格高低不是原因,但是絕對不能出問題,這個有政治要求。

中國銀行業科技每年支出

就這樣出現了一個死循環:

 產品初期需要不斷的試錯和驗證的機會;

客戶沒有時間和辦法陪著試錯和成長;

沒有客戶,生態就更差,更沒有辦法進行產品的投入和迭代。

這也是在第一批國產數據庫廠商出現數據庫上的主要問題。

說實話總會讓人不高興,不管你同不同意,如果一個高科技企業20年都沒能發展起來,一定有一些關鍵的內在因素制約,其實已經說明他們不可能發展起來了。

成熟產品收購,吸收再創新這個國內企業也考慮過。但出現了一房多賣。在informix上也發生了多方引進代碼的故事。如果高鐵是我們引進生產技術,吸收再創新的過程。

那么,數據庫產品代碼的引進就有點像汽車產業,引進的人很多,但是自主升級開發卻很難。

Informix原來是IBM的一款數據庫,2015年以來,IBM把代碼授權了多家中國的公司:華勝天成、南大通用(Gbase 8t)和星瑞格。

這套代碼擱置了十多年了,雖然可靠但是創新其實不足。另外一個問題有點像數字幣,分叉嚴重。授權了的代碼,大家都是可以升級開發。就連IBM自己也會開發升級。

這就會造成一個產品的碎片化和混亂。同時買下這些代碼容易,消化不容易啊。

informix的主要模塊的源代碼就有2000多萬行,Informix當年在美國的核心研發隊伍就有超過200人,加上測試和周邊團隊,不下500人。

要快速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研發的規模不能小于這個(讀別人的代碼其實比自己寫代碼還要累!)。

但是,目前的市場容量又不支持這樣的投入。這是一個現實的困境,是不容易突破的。

無論是華勝天成、南大通用,還是星瑞格,都沒有像樣的、有規模的研發隊伍投入到Informix的源代碼掌握中。

他們對Informix的研發投入,有沒有100人都是個未知數。

這次代碼買斷,不像高鐵技術引進有鐵總這樣的強權統一管理,資源調度;數據庫引進、消化、都是很難再復制高鐵的成功案例。

2017年5月,IBM把整個Informix業務賣給了三哥(印度公司HCL)。這次不是轉賣代碼了,是把整個人員、辦公室、客戶都賣了。

(為什么沒有整體賣給中國廠商,我想可能不是因為價格原因,而是美國政府背后的搗鬼。就不是賣給你全套,知道你光有代碼是肯定消化不了的)。

這樣,未來如果我們開發Informix有問題,就要向三哥公司求助了。

不過不能否認,我們第一代國產數據庫公司還是幫助中國做到了從無到有的過程。不少涉密、政府、軍隊的應用,對可用度要求不高但是對保密要求不低的客戶還是適用的。

不過歷史看來,追趕復制,是很難超越的。

唯一彎道超車的機會,就是當環境和產業發生拐點和變化。

就像汽車行業,汽油柴油我們肯定拼不過了。但我們的機會就是互聯網電動車;而數據庫領域,這個機會可能發生在云計算的普及。

2009-2019

2009年阿里云成立。

2008年,當全球金融危機出現失控的9月,王堅被馬云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的位置上挖了過來。

其實當時目的很明確:解決阿里爸爸吃飯的問題,整個算力快撐不住了。

2007年開始阿里巴巴的IT開銷史無前例,一度成為IBM、Oracle中國的標桿客戶,淘寶、阿里巴巴B2B和支付寶等公司,98%以上的軟件系統和業務都是采用Oracle數據庫提供數據服務。

2009年淘寶更是上了全球排名前幾位的大RAC集群,據說當年有16個節點。每天早上CPU還是跑到98%。

換句話來說,三年幾千萬買Oracle產品+服務也沒辦法支撐阿里成長的速度,只能開啟自研模式。

王堅推行的是全面去商業數據庫,因此后面就有了Oracle全面轉向MySQL的進程。

拆分Oracle數據庫+Hadoop其實也可以撐一撐,但是這樣的話,還要向Oracle購買更多的License(再花幾千萬,不是沒錢,是即便花錢也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因此,阿里巴巴B2B將中文站壓力和數據容量最大的Offer數據庫,成功從Oracle數據庫+IBM小型機+EMC2存儲設備,遷移到MySQL數據庫+PC Server的模式;

以及大淘寶核心系統部門招聘到 淘寶褚霸、淘寶丁奇等能修改MySQL源碼和Hbase源碼的人才,讓其他產品線使用MySQL數據庫提供服務,也使大淘寶的MySQL DBA的經驗和技術大幅提高,大淘寶也就有能力把所有產品線的Oracle數據庫遷移到MySQL數據庫提供服務。

淘寶2013年下線了最后一個Oracle,2014年支付寶交易替換了Oracle。2016年支付寶總賬全面用OceanBase替換Oracle。

說明:如果有超強的研發團隊、運維能力的情況下。在云時代還是有機會替換Oracle的。

在這次阿里去IOE的運動和歷程中也出現了兩個兒子,Polar DB 和OceanBase。

一個來自于阿里云體系,一個來自于螞蟻金服。

那么讓我們扒一扒,在云時代還有哪些數據庫廠商:

產品公司背景
Polar DB阿里云基于MySQL開發
OceanBase螞蟻金服自研
GaussDB華為基于PostgreSQL開發
TDSQL騰訊基于MySQL開發
TiDBPingCAP基于Google Spanner論文自研
SequoiaDB巨杉自研

 哎呦,這次的玩家好像都有點實力啊。

多數還是互聯網公司背景,要不就是硬核的科技大玩家。

PingCAP和巨杉作為創業型公司也是得到多輪次的融資,估值一個勁的往上漲。

Google Spanner是Google自己研發的數據庫,并把原理寫成Paper公布于眾。這樣也生出了兩個兒子:PingCAP的TiDB和美國的CockroachDB。目前百度在和CockroachDB合作推出數據庫產品。

其實基于開源產品二次開發的還有好幾家。具體這種模式到底行還是不行,還真不好下結論!!!

中國目前企業級關鍵應用90%應該都跑在了Oracle上。這些剛需型大客戶其實并不介意到底產品是純自研,還是基于開源產品的二次開發。

自研不代表性能好,二次開發不代表安全可靠(開源核心代碼都是公開的)。核心的需求還是到底能不能用?!保證我功能正常的使用,性能可靠。

目前大型客戶新的外圍系統,進行了一輪上面產品的嘗試。每家數據庫公司都在攻城占地的找客戶實踐POC。

單憑網上公開的資料以及輿論導向來評判到底哪一款產品會成為中國的“Oracle”,這個真的很難預測。不過其實也不用預測,最終客戶的選擇會做出答案。

現實是這樣,如果企業客戶有公有云計算廠商的系統開發和維護能力,關鍵系統是可以跑在國產數據庫的(參考支付寶)。但是這些客戶,由于很多原因又很難上公有云。

一種可能是這些廠商可以不斷開發迭代產品,直到出一款產品像Oracle可以讓普通企業客戶也能舒適使用

另外一個種可能就是由政府或者監管部門牽頭,建造一個行業云,讓這些國內一流廠商產品+服務團隊一同進入,建立一個小型的行業內部公有云進行對行業提供服務。

這個行業云,找到最優秀的開發和運維供應商,統一向外服務。這樣實現兩個優點:

  1.  從中央可以進一步對行業國有大企業單位進行集中管控,保障數據安全。
  2.  集中之后可以讓最好的技術供應商來協助支持和運維。屏蔽運維復雜度,降低使用門檻,提高穩定性,達到國產替代的目的。

當然風險不是沒有,就是如果大集中后,集中的中心出現了問題,上了行業云所有的公司系統可能會癱瘓,所以,未來越來越多的公司企業、組織會選擇混合部署。

我們也看到伴隨著人口紅利,在軟件開發領域的我國實力已今非昔比,大部分企業的 “去IOE”的進程更多的是自發的因系統架構優化而進行,同時各種數據庫技術與產品也蓬勃發展,所以,在技術上看Oracle并非不能取代,更多的是出于綜合成本(改造與建設成本、分享)的考量,需要的是時間和意志。

2019-2029

有些路都是要走一遍的,國產產品的成熟,都是需要歷史特定的背景和機遇。

中國產業升級,互聯網流量紅利下產生的流量紅利大怪獸,能不能在未來成為我們中國信息科技的中堅力量,這個我們拭目以待。

凡是一個產品的成功,一個企業的成功都有它歷史的環境屬性和紅利屬性。

沒有中國互聯網崛起這十年,也很難有像現在數據庫2.0版本的公司出現。

注意!!!以下才是干貨:

讓我來歷數一下過去每個十年宏觀紅利:

1992~1999:外資在中國的投資,衍生的產品代理、渠道、服務,一系列生意;

1999~2009:中國加入WTO,對外出口和貿易一路攀升;

2009-2019:天量的“鐵工基”固投,房地產,以及移動互聯網流量紅利;

不搭上這些時代的紅利,不一定不成,但大成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搭上了時代的紅利高鐵。那么,2019~2029,我們的超級時代紅利是什么呢?

成熟市場的新技術or 新市場的成熟技術?

也許是中華Di國的新科技、新經濟模式,在降維廣闊市場的復制…….

附錄參考文獻:

1. 高屹:鄧小平與1989~1993年的中美關系

2. 大風號:回首數據庫發展往事。

3. 劉韌  :馮星君自主:Oracle中國往事。

4. 陳書悅:外企的江湖水也深。

5. 《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17期:不使用IBM、Oracle、EMC,國產數據庫能彎道超車嗎?

6. 曉軍dataondemand0514:國產數據庫發展現狀分析

* 作者:常壘資本 馮斯基,顧問:云和恩墨、戴工玖、周家晶。

出處:常壘資本(ID:conswall_cap)

我還沒有學會寫個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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